屎坚强
文/张怀旧 　　今天早上，我随着人流走进了一扇电梯的门，然后倚靠在门旁，脑子里正想着一些事，忽然有人问我到几层，我说到天安门。那人又问，到哪儿？我说，哦，错了错了，到人民广场。那人嘴里嘟哝了一句脏话，再也没理我。这时我才意识到自己乘坐的不是公交，更不是地铁。
　　说起地铁，大概半月前，我随着人流走进了一扇地铁的门，然后倚靠在门旁，脑子里正想着一些事，同时我看到眼前的一个屁股口袋上印着数字“25”，我很自然地将食指伸过去轻轻按了一下，结果屁股的主人，一个漂亮的姑娘，转过头来就很轻蔑地骂了我一句，流氓！这时我才意识到我乘坐的不是电梯，虽然我清楚地记得我的办公室高居25楼。
　　对我来说，床不是用来睡觉的，它是人类用以交配与繁衍的辅助工具，如果不是，为什么几千年来洞房花烛夜首先映入眼帘的就是一张宽大无比的床呢？床在交配事业中的重要地位是其它任何家居陈设所无法替代的。每当我躺在床上却又缺乏交配对象的时候，我就会感受到一股死亡的气息正向我袭来，所以我不敢入睡。要说睡觉，我更愿意睡在狭窄的沙发上。在我的床上只有两样东西，一是大米，二是女人。
　　有个长相潦草的女人，穿着一身华丽的衣服，坐在一个老式马桶上对我说了一些举世瞩目的话。我有些纳闷，为什么生活如此粗糙的一个女人说出的话竟然如此经典而令人回味？难道就因为她一直坐在那个马桶上的缘故吗？
　　我竟然喜欢一个人打一桌台球，自己跟自己较劲——怎么又给自己做了一杆斯诺克？怎么又被对方扣了好几颗？我总是因为自己赢不了自己而烦恼。还好，摆球的少妇很美，也不失丰满，没事我就折磨她，我把球打得乱七八糟，基本上每个球袋都能落进几球，这样她就必须挺着胸脯绕着球桌走上一圈，将球一个一个掏出来，然后摆在一个形似内裤的三角形内，当她弯腰将球猛地向前一推的时候，坐在她对面抽烟的我才能得到些许的安慰。是的，其实我最想打的球，并不在桌上。
　　去年冬天，我见到一个人，满脸的风花雪月，一身的凛然正气，裹着军大衣，手捧一本《尼采全集》，独自一人行走在荒无人烟的雪地里，乱发飘飘，步履蹉跎，全身上下散发着诗人的气质。我走上前去，拍拍他的肩膀问，喂，兄弟，忙啥呢？只见他从怀里掏出两根热气腾腾的羊肉串对我说：孩子，上帝已死，我是太阳，趁热吃了把，今天我的烤串生意不好，免费赐你，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十4年前，郑智化拄着双拐唱到：多年以后一场大雨惊醒沉睡的我。这句歌词伴随着我满怀希望地度过了这么些年，如今我才想起了他的另一句歌词：城市的柏油路太硬，踩不出足迹。因为我发现自己现已成了一名失败的水手，每天晚上听着林忆莲的“夜太黑”，对着星星不停地点灯，让酒精把一切都烧成灰。我也终于明白，台湾人就是这么玩弄我们大陆人的。
　　在过去，我对朋友是没有取舍的，几乎什么人我都相信，几乎什么人都可以成为我的朋友，我把我所有的心里话都告诉了他。现在我才懂得，我是多么地菜鸟，这与单纯、随和及人缘好不是一个概念。我终于明白，这世上，很多人不配与任何人做朋友，他们注定是寂寞的。时常有人对我说：现在我只有你这一个朋友了，我们要珍惜。这时我就会感到很紧张，为什么此人没有别的朋友呢？为什么只有我跟他成了朋友呢？我想，这不是他的问题，这一定是我出了问题。两个字，菜鸟。
　　作为一名菜鸟，我很讨厌一种人，这种人的典型特征就是当他们面对镜头的时候总喜欢在拍摄背景上摆上一架木质的大书橱，里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一些世界名著，借以告诉别人他是多么地有水平、有知识、有文化、有品味、有姿态，其实我很明白，这些空芯的人实质上是在附庸风傻罢了，连个图书管理员都不如。
　　以前我很爱欣赏裸体，总以为那样很艺术，其实这也很不对。人就像鸡，把毛都拔了，光屁股乱串，毫无悬念，能叫艺术么？也许有人说，那叫裸奔，行为艺术。行为艺术的下场向来都很悲惨，因为它的动机不纯，即把所有人都整成没毛的鸡。想到这里，我的鸡眼已经开始湿润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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